因此，个体与国家分离后需要一个将二者联结起来的中介机制，而不是停滞在相互对立或彼此隔绝的状态之中。

美国司法审查也不是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后第二天就建立的。[xxxiv] 参见左亦鲁：《假新闻：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载《中外法学》2021年第2期，第553-556页。

[l]同年11月，脸书正式宣布成立独立的治理和监督委员会。认为平台不该管的一方则坚持，为了公共讨论的活跃，平台应在内容管理上延续第一和第二阶段的消极和中立。对平台如何管理内容以及规制平台的权力，必须另寻出路。公共论坛处理的是政府在拥有产权的场所能不能像私人一样管制言论，而推特和脸书提出的挑战却是私人平台是不是应该像政府一样。CDA就是减负式规制的代表。

近年改革甚至废除CDA第230款的呼声也正是产生在这一大背景下。在1976年的哈德根思诉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案（Hudgens v. NLRB）[xlv]中，最高法院宣布推翻洛根案。[52]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特推出了承认规则。

凯尔森也承认自己的这个想法本身就是自我矛盾的,因为按照这个想法，最高权威是由一个更高的权威(虽然是拟制的)所授权。[39]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的自我宣称便体现了洛克难题,如果说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是宪法实施的条件的话，这一条件恰恰是宪法自己创设的。[50]但凯尔森仍认为基本规范在法律秩序内作为规范效力的最终来源发挥功能，他称之为法律逻辑意义上的宪法,以区别于实在法意义上的宪法。[40] 当然，洛克并不认为人们可以完全不受元契约的约束，宪法作为人们的授权条款，立约人当然要遵守。

卢梭的公意观念是当人们服从自己制定的法律时是自由的，但公意是集体决定的结果，它不可能仅由一个人决定，而代议制或多数统治都会对自我立法的权利构成侵犯，其结果就是在人民和政府之间制造一个永久且难以平息的对立。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自证条款与其说是宪法规范对效力的自我确证，毋宁说是制宪权的规范化表现，是宪法中至尊主权者的权力标记。

注释: 1参见王世杰、钱端升著:《比较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两者共同构成我国宪法最高法律效力的规范内容。宪法效力的自我宣称的规范形式当然可以明确或强化宪法效力，但自我宣称规范形式的阙如却不能否定宪法效力的存在。如果说宪法效力自我宣称规范具有作为世俗宗教的价值认同、[7]作为政治统合的法秩序基础、[8]作为宪法监督的规范预设等功能，那么宪法自我宣称的规范效力缺损则会导致上述功能难以发挥。

卢梭以人民主权的公意取代国家主权的专断意志作为主权的核心，赋予了主权民主正当性。22参见[英]霍布斯著:《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61页。哈特将承认规则作为鉴别一切有效法律规则的判准。因为，凯尔森的规范效力只能从更高规范中得到确证，如果基本规范也属于规范的话，其也不能逃脱凯尔森自己构设的逻辑陷阱。

当然，相对于宪法序言原则性规范，《宪法》第5条则为宪法最高法律效力的具体规范。宪法只是确立国体、组织权力的工具。

36参见[英]霍布斯著:《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71页。1954年宪法也未规定宪法最高法律效力条款，这是由当时制宪的背景所决定的。

一 辨析宪法效力自我宣称的规范形式 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自我宣称只能以一国的成文宪法为前提，不成文宪法国家不可能进行宪法最高效力的自我宣称。有学者认为，宪法序言通过效力自证成为宪法效力的终极依据。62参见[英]约瑟夫·拉兹:《权威、法律和道德》,刘叶深译,载郑永流主编《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2007年第2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1页。2参见喻中:《论宪法效力的终极依据》,《政法论丛》2011年第2期,第79页。然而，虽然承认规则解决了基本规范无法解决的法律效力无限回溯的难题，但哈特却违反了从实然不能达致应然的休谟定律。因为价值判断是主观的,不存在真值(truth value)和客观判断标准。

承认规则作为法律规则，从内在参与者的角度，必须被全社会特别是官员广泛接受并作为识别其他规则之效力的依据。法国现行1958年宪法序言确立了人权和国家主权的原则。

(二)主要西方国家宪法效力的自我宣称规范：隐而不显 在西方古典宪法时期，宪法的主要功能是政府组织形式的建构。拉兹认为，法律仅可以宣称其具有正当性权威，即便正当性权威不像其宣称的那样广泛，仍可以说其具有权威性。

此时宪法与其他法律只是调整的范围不同，并无效力位阶的差异，因此，不存在所谓宪法效力自证的问题。有学者认为，正如法律效力并非法律所包含的要素，宪法最高法律效力也并不是宪法所固有的属性。

7参见[美]路易斯·迈克尔·希德曼著:《论宪法不服从》,仇之晗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第6页。参见韩大元著:《1954年宪法制定过程》(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22年版。[13]然而，宪法序言是否具有规范效力是存疑的，如果宪法序言本身不具有规范效力，就没有能力承载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43] 可见，所谓宪法元契约的学说只不过是自然法学一种神话式的历史建构。

[33]有德国宪法社会学的学者甚至提出，在宪法理论中放弃与国家的关联性这一基本建构思想，相反，以有效的政治统治制度作为宪法研究的出发点。43参见[美]戴维·斯特劳斯著:《活的宪法》,毕洪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9-90页。

这要求包括立法权在内的所有国家权力都必须要站在人格尊严的基础上，受这一首要条款所形成的客观价值秩序的约束。44参见[德]鲁道夫·斯门德著:《宪法与实在宪法》,曾韬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47-49页。

宪法效力实际上并不是自我宣称的，宪法效力自我宣称只不过是政治决断权的型式化。因此，国家的主权本质上是有限的，只有这样才使得世界法律秩序与和平主义成为可能。

如果还包含道德效力的要素那就是非实证主义的法律效力。(一)发端于主权者的绝对意志 主权不过是权力这一政治中的非理性化因素在法律上的合理化(legal rationalization),那个在法律上被允许行使或者最终行使政治权力的人就是主权者。8参见[德]康拉德·黑塞著:《联邦德国宪法纲要》,李辉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5-9页。27参见[英]梅特兰著:《英格兰宪政史》,李红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39-340页。

但在世界范围内，成文宪法却未必都规定自己的法律效力。可见，主权的绝对性意味着，宪法作为主权者的胜利宣言奠基于政治权力之上，其逻辑是胜者为王。

后者则因初始同意被证伪而转向现实的功利。因而，在国际法律秩序下不存在基于国家绝对主权的宪法最高法律效力，因而其自我宣称不具有合法性。

1982年宪法序言中有关宪法最高法律效力的条款特别规定：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这已经非常明确地赋予了宪法最高法律效力条款法律规范性。康德的自然法则深植于其法律哲学体系中，而其法律哲学与道德哲学紧密相联。